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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荫宇:个人认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主要还取决于谁来使用这一技术,怎么使用这一技术。西方很多人把人工智能当作一个聪明绝顶的“神”来“崇拜”,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为了追求塑造一个聪明绝顶的“神”,如果研发者持有这种想法,势必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聪明”与否并不应成为判别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成都、重庆相隔300多公里,中间还分布着广大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区域。刘廷安表示,推动双核“聚能”,还需“激活”成渝之间的中部区域,让其有能力承担川渝两地间的要素流动。
每9分钟就有一列动车组出发,最快1小时直达,高铁“公交化”拉近了成渝的距离;手持一张社保卡,两地居民可畅行文博场所,实现“一卡走川渝”……这一切,是川渝两地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如今,促融合已成为川渝人的共识。
梅兵谈到,高校应当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眼下的需要和趋势,进行学科专业的调整和优化,淘汰掉一批不太需要的专业,增设一批急需的新兴的或是面向未来的学科专业,“实际上,现在正在淘汰的一批学科专业,在当时也是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设置的,所以高校的学科调整优化也是一项常规的工作,只不过近些年,因为时代的变化,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大了一些,所以大家的感觉就强烈了一些。”梅兵谈到,在人才培养链上的其他环节,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学生实习实践的方式方法等,也都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相应的调节。
1982年初到美国时,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AI)与运筹学(OR)。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量”的定义十分模糊,如出现很多“适量”“少许”等字样。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在专家的脑中,“适量”等词汇应是“量化”的结果,但对于外人而言,是难以捉摸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构造这样一个系统,数据是不够的。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使我对“量化”产生了兴趣,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
回顾过去一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进一步加力提速,取得了一系列亮眼的数据。城市经济规模迈上5万亿元新台阶,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达到1.8万亿元;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3650万亿元,持牌金融机构增加到1782家;口岸贸易总额超过11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超过5000万标准箱的世界大港;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4%左右。
包括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内,多名与会代表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在这些实实在在、满是干货的问答中,我们可以接收到上海传递的信号,看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面对“十四五”收官之年工作和举措中的“加减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