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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科创新高地加快建立。上海光源二期、软X射线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运行,大飞机等硬核科创成果不断涌现,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加速集聚。
目前流行的人工智能技术,比如一些大模型,其训练就是一种寻优的过程,就用到了运筹学的思想。而运筹学的优化过程,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得以实现。
他还说,资本市场支持科技企业不只有上市一条路,也不只有股票一种工具,债券、可转债、优先股、资产证券化、期权、期货等产品和工具也可以有所作为,能够提供“接力棒”式的融资支持和服务。(完)
从202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到2023年、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度部署,再到地方考察、全国两会期间深入阐释,习近平多次围绕经济大省挑大梁作出论述。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去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辩证指出,“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简单列举一些数据: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去年全市GDP增长5%,规模进入了5万亿元以上的新阶段。经营主体蓬勃发展,至去年底,全市企业数量289.87万户,相当于每一千人就有企业117户,全国排名第一。外资企业纷纷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1016家、591家;外资金融机构555家,占比超过30%。企业成本明显降低,去年为企业减负超过1160亿元。要素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去年全市公共资源“一网交易”规模1.18万亿元,金融市场交易总额3650万亿元,规模十分可观。这些成果,本身就是我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动力。同时,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承担了国家赋予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和使命。因此,我们优化营商环境,还有三方面强大的动力。
叶荫宇:运筹学对于优化问题所设计的算法,在计算机上的实现,就是“求解器”。西方曾长期主导求解器市场,如欧洲FICO的Xpress(后被美国收购)与美国IBM的Cplex等,都是求解器的代表作品。中国需要使用求解器的企业,因当时国内没有开发商用求解器,故需要购买西方的求解器产品。近年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一些国内企业难以再继续使用西方的求解器产品,必须转向“自力更生”。一些企业找到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希望我们能够迎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顶上去”,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求解器。我们也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