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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5月20日电 题：云冈石窟如何见证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

　　——专访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彭栓红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

　　位于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现存254个大小窟龛、45座主要洞窟、59000余尊造像，还有30余篇造像题记，是研究北魏的重要文物史料，是对正史、官方纸质文献的重要补充。

　　哪些造像题记记录了正史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哪些题记、窟龛、佛像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外来文化如何在这里与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交相辉映？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彭栓红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弥补了哪些正史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如何体现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彭栓红：研究云冈石窟，北魏文献常引《魏书》《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但古籍文献记载云冈石窟如何开窟造像的信息极少，且多关注大窟大像的开凿，更多小窟小龛何人何时、为谁造像，则不见于正史典籍。

　　云冈造像题记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中晚期民间开小窟龛像的线索，如有信众造像还愿求福报，例如《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像记》《太和十九年妻周氏为亡夫造像记》《佛弟子惠奴造像记》等。这些题记或是希望亡人获得极乐，生人悟得菩提，国泰民安；或是祈求现世自我或父母病患消除；或是保佑亲人旅途出行平安等。第39窟有关题记中的“法玉”既是出资造像者又是供养者的可能性很大，说明北魏当时存在先造佛像，后有寺院僧人认领、供养佛像的情况。

　　云冈石窟题记也蕴含了多民族交融的信息。第18窟窟门西壁有《大茹茹可敦造像记》，“茹茹”即芮芮、蠕蠕、柔然，其中还有“吐谷浑”，都是中国西北游牧民族。“可敦”全称“可贺敦”，即皇后。此题记是北魏与周边国家、民族交流的见证，说明不仅是鲜卑、汉族，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也是北魏佛教信众的组成部分，都会在云冈开窟造像设龛。

　　第4窟南壁、西部的第33窟北壁曾有元代游人墨书题记11题，有汉语音译蒙语“探马赤哈失”，题记以新旧蒙文、汉语书写，体现元代大一统背景下蒙汉民族交融。第13窟南壁西侧的辽代铭刻中出现“契丹”民族，有汉姓“张”、契丹辽朝国姓“耶律”，体现辽代存在胡汉通婚，有汉族、契丹族多民族信众共同修建佛像现象。

　　中新社记者：除了造像题记，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有哪些地方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彭栓红：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丝路再通、佛教东传，在北魏推进改革、多元包容的政策背景下，中西、胡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云冈石窟造像处处可见文化多元共存的杂糅性。

　　如云冈石窟的窟龛形状就体现了胡汉融合。渗透鲜卑狩猎洞窟生活印记的平面椭圆形、穹窿顶的昙曜五窟，有仿游牧民族草原毡帐生活的穹庐龛，仿汉族固定居所生活的庑殿顶、屋形龛、帷幕龛等。中期以后大量出现复式龛，如第6窟塔柱一层外层盝(lù)形龛与内层圆拱形龛构成复式圆雕大龛，体现了胡汉民族融合。第9窟主室南壁东侧兄弟二人俱出家缘故事中，屋陇顶下又设穹庐顶，内置一佛，屋前栏杆和台阶栏杆均为勾片造。穹庐顶的龛和屋陇顶、栏杆建筑的结合，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和农耕定居文化建筑融合的例证，也是胡汉文化交融的结果。

　　云冈石窟造像中的衣冠装扮也体现出民族性。云冈石窟造像早中期供养人多头戴圆形的垂裙帽(鲜卑帽)，窄袖短衣，穿裤装，男子常穿小袖袍，妇女常穿夹领小袖、小襦袄。对襟衣服与腰带搭配，男女多露足。但到了晚期造像供养人服饰汉化，男性多戴汉式小冠、进贤冠，宽袖长袍拖地，露履；女性多梳高髻，侍者多双丫髻，穿交领宽袖大襦，长裙拖地略向后扬。一般左衽为胡服，右衽为汉服。云冈石窟人物造像左、右衽服饰共存，胡汉杂糅。

　　云冈石窟造像中的人物发型对民族融合也有所体现。髡发、辫发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第16窟南壁东侧尖拱龛楣外左右各雕三身乐伎，其发型髡发，前额仅留一撮头发或倒梳辫发，第8窟主室南壁窟门两侧上方伎乐身体健硕，剃发、辫发、蓄发形态及其分布区域不同，显然来自不同的北方民族。

　　云冈石窟早中晚三期造像艺术风格渐进演变：早期胡貌梵相、粗犷健硕，异域色彩浓郁；中期改梵为夏，胡汉融合；晚期艺术风格以汉风为主，都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北魏的发展趋势。

　　中新社记者：云冈石窟造像中哪些方面体现出“非中国”的元素？外来文化是如何在这里与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交相辉映的？

　　彭栓红：北魏借助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与欧洲、西亚交往交流频繁。云冈石窟中期第9、10窟出现仿罗马柱、古希腊式爱奥尼亚柱。第18窟北壁高浮雕弟子像卷曲形眉毛，高鼻深目，颧骨突出，脸颊棱角分明，两颊凹陷，有欧罗巴人种特点。云冈菩萨宝冠多有波斯萨珊王朝的仰月冠饰等，如第8窟露齿菩萨戴日月宝冠。第12窟龛柱出现波斯狮形柱头装饰。第8窟摩醯(xī)首罗天手持一串葡萄，可能是中国佛教石窟中表现葡萄的最早图像。

　　北魏借助佛教东传也使得中国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频繁。云冈石窟早期昙曜五窟造像受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的影响。犍陀罗地区天气较冷，佛造像衣服质地厚重，以通肩袈裟为主，人物“希腊化”。云冈早期体现犍陀罗风格的有第20窟东胁侍佛。秣菟罗地区天气较热，佛造像“湿衣佛像”，衣服轻薄贴体，显露身体轮廓，脸型印度“本土化”。第18窟主尊释迦佛披覆印度式袒右肩的千佛袈裟，就是秣菟罗衣服风格。

　　此外，早中期逆发飞天，满脸虬髯、逆发的护法造像也显然是异域风格。狮子、大象、骆驼、联珠纹等都是外来输入，在云冈石窟也均有体现。云冈石窟人物造像不排除有外国工匠参与雕凿。

　　中新社记者：云冈石窟被称为“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经典之作”，如何影响其他石窟？

　　彭栓红：云冈模式的影响，时间上从北魏至隋唐皆可见。宿白先生曾精辟论述，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如云冈模式中的双窟组合对洛阳石窟、天龙山石窟都有影响。云冈模式的褒衣博带服饰、帝佛合一、大像大龛模式对龙门石窟也有影响。甘肃泾川王母宫(化政寺)石窟几乎是云冈第6窟中心塔柱形制、上下分两层、转角大象设计的翻版。(完)

　　受访者简介：

　　彭栓红，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云冈研究》副主编，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云冈石窟文化研究、民俗学与非遗保护、山西作家研究、元杂剧研究。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参编6部，获山西省社科成果奖8次，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